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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收获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5:24:42 阅读: 来源:跳线机厂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新津宝墩、大邑高山、盐店、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等8处距今4500年~37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阶段带有夯土围墙的大型聚落址,同时还发现了一般性的小型聚落址几十处。为了进一步探索该文化阶段的环境、生业、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进而结合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动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结合成都平原古代文化与地貌环境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聚落考古的调查、研究与探索。田野考古的重点选择在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和温江红桥村等遗址所在区域,采取了区域大范围的地面调查,遗址区的系统钻探,选择遗址的重要区域进行重点发掘,并辅以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意在获取聚落的选址、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聚落的内部区划结构、居住形态,环境、生计模式与聚落形态及其变迁的关系等多方面信息。同时也想探索总结出一套在成都平原开展聚落考古的方法。通过几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突破与新的收获,主要体现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成都平原环境、生计模式的转变、人口的增加与聚落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区划特征、房屋建筑形式、居住区与墓葬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获得了一些重要信息。还利用多种科技手段进行资料信息的提取与记录,比如应用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获取遗址片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及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并尝试用小航模对发掘区做了全景记录;高山古城发掘还以DEM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S10.1的水文分析功能,对高山古城区域进行了河网提取,并与考古资料结合,探讨河网和古河道与文化层分布的关系。

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的新发现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南部大邑县三岔镇高山社区赵庵村,城墙东南角地理坐标为北纬30°27′09.5″,东经103°34′46.3″,海拔高度494.5米,于2003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为了编制成都大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保护规划和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12年11月至2014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中心进行区域系统调查,钻探面积达两百万平方米。调查方法以区域系统钻探为主,传统地面踏查为辅,在调查基础上选点试掘以了解各点文化面貌和获取相关测年数据。经过三年的工作,基本弄清了城址的范围和保存现状,该城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东西平均长632米,南北平均长544.5米,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初步掌握了城址内外自新石器(宝墩文化)、商周、汉代聚落的分布特点和城墙的建筑形式等信息。

为了进一步厘清高山古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以及聚落结构等信息,在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准下,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山古城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为了方便今后发掘区定位与命名需要,利用现有高分辨率卫星地图,用RTK测绘,以高山古城中心为原点,将整个高山古城分为四个象限,进行网格化分区布方。本年度发掘区位置位于第Ⅱ象限(SE东南)西北部,按正南北方向共布5米×5米探方32个,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本次发掘收获丰富,发现了大量的遗迹现象,计有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墓葬89座、人祭坑1座、灰坑86座、灰沟12条,同时出土了丰富的遗物。

发掘区内堆积可分七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明清堆积,第三层为汉代堆积,自第三层下为新石器时期堆积,其中第四、五层为宝墩文化一期堆积;第六、七层出土陶器标本与宝墩一期相比略有差异,从层位关系和文化面貌观察,略早于目前所认识的宝墩文化第一期遗存。据此,可将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堆积分为两个时期遗存,第一期遗存以第六、七层及开口于其下的灰沟为代表;第二期遗存即以第四、五层及开口于其下的遗迹为代表。

高山二期遗存

第二期遗存是高山遗址发掘区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的主体,遗迹和遗物非常丰富。墓葬是发掘区内发现最为丰富的遗迹现象,开口于第四层和第五层下,时代推测为宝墩文化一期。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圹平面形状大部分呈圆角窄条形,墓主多为未成年人;少量为长方形,墓主多为成年人,部分此类墓葬墓室体量较大,达10平方米以上,同圆角窄条形墓室形成明显的差异。墓室普遍开挖较深,墓室窄小,清理非常困难,许多墓葬直接打破生土下的河沙层,四壁相对较为规整。头向以西北东南向多见,其次为西南东北向,东西和南北向非常少见。墓室中人骨保存良好,但扭曲变形严重,未见葬具痕迹。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多,另有少量屈肢葬和俯身葬。根据现场体质人类学观察,墓主以未成年人居多,成年人较少,反映出当时幼儿的成活率较低,生存压力较大;而许多人骨上牙齿发育不全状况的出现,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不同的颅骨体质特征差异的存在,可能反映出当时居民中有着不同的来源。这批墓葬另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成年个体上发现有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如M51、M66、M67等均发现拔牙现象;墓室内几乎不见随葬品,目前仅见4座,M13随葬象牙手镯(钏)一对,M60、M63、M88各随葬胡桃楸果实一枚,而随葬核桃楸的习俗也是目前宝墩文化中首见,其意义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在墓地中还发现1个圆形人祭坑,结合此前在城墙西南转角处城墙下发现的小孩奠基坑以及象牙镯的出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已经呈现复杂化和分层迹象。

灰坑、灰沟大部分开口于第四层和第五层下,时代推测为宝墩文化一期。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以圆形居多,多数灰坑形制规整,出土遗物丰富。灰沟多为长条状,少量灰沟较宽,如G10。这些灰坑、灰沟中的出土遗物丰富,计有陶片、石器、骨器等,以陶片最多,保存状况较好。陶器常见有绳纹花边口瓮、翻卷沿罐、盘口罐、窄平沿侈口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盘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壶、豆等。该期遗存出土陶片保存良好,可复原陶器较多,复原了一些新器型,如豆、翻卷沿罐、窄平沿侈口罐等器型均为首次复原。石器以半成品和废品及崩片多见,成品少见,器形主要有锛、斧、凿、砺石等;另有少量玉器,器型有锛、凿等,部分玉器边缘遗留有明显的切割和穿孔痕迹,此外还出土了少量的骨、角器,以锥形器常见。另外在发掘与浮选工作中发现大量保存良好的动、植物遗存,植物遗存以水稻、薏苡、苍耳、黍、粟、豇豆、树叶、木头等多见,其中水稻出土最多。动物遗存相对出土较少,常见的动物骨骼有猪、狗、鹿、鱼等,以猪为主,动物遗存在成都平原以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甚少发现,尤其是鱼鳃骨的发现更是目前所发现第一例。这些动、植物遗存对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生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高山一期遗存

第一期遗存主要包括第六、七层和开口于第六、七层下遗迹(主要是灰沟,如G3、G13、G14),该期遗迹发现较少,遗物也出土不多,出土的遗物仍然以陶片为主,但较为残碎,多数器形不可辨识。陶器器型相对单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领罐、盆、钵等,以罐类多见。陶片纹饰风格有着明显差异,如泥质陶普遍盛行装饰细线纹;夹砂陶罐器身与沿部交界处多饰宽附加堆纹或刻划、压印纹饰带,明显与目前宝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装饰风格不同。罐类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与宝墩文化罐类器多宽沿鼓腹情况不同。由于目前该遗存出土的陶片相对残碎,可复原器物较少,加上当前材料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其文化面貌和内涵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与分析研究。

重要意义

本次发掘发现并确认了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延续时间长、分布密集、葬式丰富、人骨遗骸保存完好,为开展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古人口学、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等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它有助于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的生长发育、营养情况、口腔疾患、食谱结构等问题,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遗传结构的构成和差异,为复原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参考资料,对古代居民的种系遗传构成及渊源流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人祭坑和珍贵质料遗物(如象牙手镯及制作精美泥质黑皮陶器)的出土以及不同体量墓室的存在和大型聚落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社会已经出现分层的现象,社会结构已趋于复杂化,这有助于推进成都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提升其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其次,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陶器群以及许多新器型的出土,丰富了宝墩文化一期遗存的内涵与外延的历史维度。而早于目前所认识的宝墩文化一期遗存的确认,即高山第一期遗存的发现,将进一步完善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分期,为研究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渊源与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随着后续资料整理和发掘及研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深化宝墩文化内涵的认识。

宝墩古城聚落形态和空间结构更加清晰

宝墩古城遗址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1995年和199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先后两次对宝墩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和发掘,确认了地面上较为明显的土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修筑城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至西南向,方向约45°,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整个城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2009年11月以来,为了进一步考察其文化来源、生业形态、聚落结构与聚落变迁、人地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同时也是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四阶段的子课题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调查队对宝墩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发现了外城。宝墩外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从平面形状看,外城大致呈不甚规整的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内城一致,约北偏东45°,城墙周长近6.2公里。以壕沟外侧边为界,遗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以外城墙外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68万平方米;以外城墙内侧墙基为界,面积约253万平方米。从解剖情况看,新发现城墙的夯筑方法均为斜坡堆筑的形式,与原宝墩内城的城墙夯筑方式完全一致。解剖发掘可以确认新发现的外城墙的修筑年代当为宝墩文化第二期初,上限或可至一期二段末,使用年代在宝墩文化第二期,外城墙的修筑时间当晚于内城墙,但内外城墙曾同时使用过。

近年开展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发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成了近200万平方米的钻探,钻探结果显示在外城区域均有宝墩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分布于外城的西北部和东南部,但文化层堆积较内城堆积薄。通过钻探基本摸清了宝墩外城聚落的分布状况,外城分布着板凳桥、干林盘、罗林盘、刘林盘、小余林、姜河湾、沈林、罗林、刘林等9个甚至更多的聚落点,这些聚落点呈向心式分布于以田角林为中心聚落的内城外围。从聚落的面积来看,这些聚落与田角林中心聚落当有等级的差异。

对城内典型聚落田角林进行较大规模发掘,以搞清楚其聚落结构及空间布局,取得了重大收获和突破。基本完整揭露出了一个聚落区,该聚落区的房址集中分布,房子方向有西北—东南、近正南北(或东西)向两种。墓葬则位于居住区周围,排列有致,界限明显,墓葬方向与房子方向一致,也有西北—东南、近正南北(或东西)向两种,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布局结构。

近年发现了多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鼓墩子三组、田角林二组、蒋林(治龙桥)三组。内城中心鼓墩子三组大型建筑基址分布于一条线上,呈一字排开;田角林二组大型建筑基址不在一条线上,但方向相同;蒋林(杨机坊)三组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当为统一规划的大型建筑群。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筑坑规矩,筑网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当为宝墩文化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

在外城西南发现一夯土台基,残长20余米、宽约6米、高约1米、方向为北偏东21°,台基东侧还保留有约15米宽、40米长的活动面。台基被宝墩文化二期偏晚的灰坑打破,台基的的土壤中含有少量的红烧土,台基面可见8个柱洞规律排列,当为台基礼仪性建筑,但由于被现代铁溪河破坏,尚不能复原其完整形态。

与国内相关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展环境考古工作,通过大规模实地踏查、钻探和长探沟解剖,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几条古河道。通过对其中一条古河道进行解剖发现,在宽约50米的河床底部发现乌木数根可供碳十四侧年,两根乌木测年数据均在距今3900~3700年,且在洪积层中发现有宝墩文化三、四期的陶器,目前可初步确认宝墩遗址在宝墩文化二期后、四期前发生了大规模洪水,3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了城墙。

近年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总结以往积累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多学科协作的规模,发掘队伍集合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测绘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例如,浮选收集的炭化植物种子和植硅体的研究均证明宝墩先民的经济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

总之,近年的田野考古发掘所获信息对于研究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研究,使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子课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宝墩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防洪的台地型聚落——红桥村遗址

红桥村遗址是一处以宝墩文化三期遗存为主的大型聚落址,保存较好,遗迹丰富,遗物众多,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遗址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办红桥村,地处江安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规则形,高出周围地表0.5~2米。整个台地均属遗址的分布范围,总面积19余万平方米。该遗址于2008年被发现并进行了初步试掘,之后为了配合“丰隆城市综合体”和“蓝润光华春天”房地产项目建设,自2011年至2016年连续多年对其展开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调查方式主要为普钻,采取孔距为10米的梅花桩钻探法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地钻探,并进行了测绘,建立GIS系统。在钻探基础上,采取布点性试掘和重点区域大规模发掘相结合的发掘方法。通过多年的努力,基本搞清了遗址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布局,在环境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共分6层,第1层为近现代地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地层,第3层为唐宋时期地层,第4层为汉代地层,第5、6层为宝墩文化时期地层。

清理了大量的灰坑、灰沟、房址及水渠等遗迹,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墓地以及由人工堤坝和河道构成的水利设施。灰坑共计400余个,除了大量一般意义的灰坑外,有两种灰坑较特别,一种平面呈长方形坑,直壁平底,较浅,坑壁经火烧,坑内布满卵石。另一种平面呈圆形或圆角方形,直壁平底,较深,经过精细加工,坑壁亦经火烧,坑底有一层灰烬,多数坑内有卵石。上述两种特征的坑过去其他遗址也曾发现,关于其性质和功能有“烧烤坑”“柱坑”“祭祀坑”“窖藏坑”等等不同的判断。现场发掘时已经详细提取了这两种灰坑的信息,将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民族学、科学检测、实验等手段着重对这两类灰坑进行研究,以期解决这两种灰坑的性质和功能问题,其必然会对整个遗址的聚落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清理的房址有10余座,从建筑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圆形的杆栏式建筑,规模较大,直径约15米;一种为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建筑,面阔大小不一,大者近20米,小者不足10米,进深一般为6米左右。另外还发现有大量的基槽和柱洞,无规律可循,可能为房屋的频繁重建或被晚期破坏所致。人工水渠1条,长200余米,上口宽约1.5米,深约1米,应与给排水有关。墓地位于遗址的中部和北部,共发现墓葬400余座,成组分布。同组内的墓葬数量从几座到十几座不等,推测墓组为家庭单位。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深,人骨保存极差,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个别有俯身葬,几乎未见随葬品。在众多的墓葬中有一座墓葬较为特殊,规模较大,体侧随葬1件骨杖,推测为氏族首领或巫师墓。水利设施由4道人工坝体和3条河道构成,坝体上窄下宽,分层夯筑,临水一侧修有卵石护坡。

出土的遗物以大量陶器为主,石器不多。陶器主要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壶、盆。石器均为小型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等。

从层位关系和陶器器型及组合情况看,红桥村遗址的主体遗存年代处于宝墩文化三期。从聚落空间布局看,水利设施紧邻江安河,4道人工坝体都有护坡,尤其是第1、2道坝体加筑了卵石护坡,抗冲刷性更强,很可能起到导流、缓解河水对居址台地的侵蚀作用,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环壕的一部分,待其他区域的发掘和相关环境分析结果出来后,加以综合分析才能最终确认。如果最终确认这处水利设施是治水工程,就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城墙功能主要是防洪,蜀人治水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世界闻名的都江堰工程是古蜀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居址整体更靠近水侧,墓葬整体主要居于远水侧,当然部分区域有居址与墓葬相杂的情况。大型长方形木骨泥墙和圆形杆栏式建筑、大量“石头坑”、家族墓地、高等级骨杖墓、水渠、大型水利设施前所未有,推测红桥村遗址是一个较大型的、区域中心性的聚落址,在该遗址的北面发现了较多同时期的小型遗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桥村遗址面积达19万平方米,已经达到了小型城址的规模,如此大型台地性质的聚落在成都平原并不多见,或许代表了一种新的聚落类型,这是研究宝墩文化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不可多得的材料。

鉴于红桥村遗址的重要性,在发掘过程中以及对日后的整理研究,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在传统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多地从聚落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功能考古等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问题,不再单一地关注遗物和建立谱系关系,这将会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展开多视角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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